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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元有，1924年11月出生于浙江省淳安县桥西区左口乡和平村（现左口乡左口村新田自然村）。他出身贫寒，自幼放牛砍柴。八岁时母亲病故，十几岁被军队抓壮丁。因不堪忍受打骂虐待，最终逃离部队。经历一段流浪后，改名换姓参加新四军。此后在革命队伍中英勇作战，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屡建战功，慢慢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人、优秀的员和革命干部，成为十八都一带的传奇人物。
徐元有孩童时候就显得不一般，顽皮、机灵又幽默，体格好，跑得快。一次，他翻山越岭到旧坑坞放牛。把牛往山边一放，自己一溜烟跑到水坑里玩水去了。他正摸鱼抓蟹、戏水得起劲，忽然听见远处有人大喊：“牛吃苞芦（玉米）了！牛吃苞芦了！谁家的牛没人管！”徐元有闻声，猜想可能是自己的牛闯了祸，赶忙光着脚丫拼命往玉米地里冲。他一口气跑到地边，一看正是自家的牛。还好，牛才啃了两棵玉米苗，正要对第三棵下口。只听他一声大喝，一石头扔过去，把牛赶得远远的。
原来是他只顾玩水，忘了看牛。这牛也聪明，没人看管，自然要找更好的美食，差点就闯出大祸。事后，玉米地的主人——同村同族的一位长辈——到现场仔细查看了损失。发现只被啃了两棵幼苗，便没有过多责备他，反而对他的腿脚利落赞不绝口。于是，这段故事便流传下来。
堂兄徐元东见这个堂弟可爱又调皮，每次遇见总忍不住要逗他一番。这哥俩成了欢喜冤家，也成了大家的笑料。但堂兄年长许多，元有还是小孩，每次相遇总是吃亏逃跑。有一回，元有远远瞧见堂哥在路边忙活，似乎并没注意到他。他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决定“报仇”：他马上摘来一张油桐树叶，用小树枝像大头针似的别住，扎成了一个绿色的“口袋”。这是农村大人小孩上山采野草莓时最常用的包装方法。然后，他包了些烂泥和牛粪在里面，假装小心翼翼地从堂兄身边走过。
这次堂兄失算了，他忘了平时元有见他就跑的惯例，一眼看见那绿油桐叶袋，以为里面是野草莓，仿佛已经闻到酸酸甜甜的香味，便一把揪住小元有，顺手夺过叶子袋。小元有一看堂哥上当了，一挣脱便撒腿跑出老远，转身看着堂哥打开桐叶包——一包烂泥牛粪赫然展现眼前。他顿时哈哈大笑。堂哥这才明白被耍，恼羞成怒，想要追打这个冤家对头。可论跑步，他根本不是元有的对手，无奈只能远远叫骂。一个骂，一个笑，旁人见了这对活宝的表演，个个忍俊不禁。
徐元有17岁那年，来抓壮丁。当时实行“两丁抽一”的制度，即家里若有两个男丁，必须有一人当兵。元有心想无可奈何，只好自己应征。虽然他还有一个哥哥，但哥哥已成家并有子女。进入部队后，他担任勤务兵，如同小保姆一般，专门为军官家照看孩子。他自幼放牛砍柴，没受过什么教育，哪里懂得这些细致琐碎的带孩子事务。加之军官家的孩子娇生惯养，他时常无故遭受军官和太太的打骂。实在忍无可忍，三个月后，他选择逃离部队。
他在外东躲西藏了一段时间，心想回家看看。不料还没到家，就得知家已被查抄。他趁夜色摸黑回到家中。当夜，父亲含泪对他说：“元有啊，这个家你待不下去了，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吧，就看你的命了，最好别再回来。”就这样，他无奈告别亲人，趁深夜悄然离家，开始了流浪生涯。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离开生养自己的家，其中苦难难以言表。虽然家境贫寒，母亲早逝，但毕竟还有父亲、兄嫂、嫁到邻村的姐姐，以及家族亲眷。如今一瞬间全部失去。他举目无亲，流离失所，只能靠讨饭度日。
1944年，他流落至临安天目山一带，偶遇陈毅、粟裕率领的新四军部队（属华东第三野战军）。见这支部队与军作风迥异，官兵相处融洽，他便申请加入。一位首长模样的干部询问了他的家庭情况，似乎一眼看中这个浓眉大眼、体格结实的小伙子，便同意他入伍。后来他才知道，这位首长就是粟裕。为避开视线，也避免连累家人，同时迎接新生活，他改名换姓为“余森林”，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踏上革命道路，开始了南征北战的战斗生涯。
自加入新四军起，至1949年因战致残，近六年时间里，他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参加无数战役，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全国解放奉献了青春与热血。
1944年，他在浙江天目山一带的新四军华东第三野战军六总队三支队三营六连服役。在战场上，他冲锋陷阵、英勇无比。他那强健的体魄仿佛天生为战斗而生，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与日军作战一年，直至日本投降。有一次，他和一位绰号“茶壶”的战友一同执行侦察任务，在一个山头与日军小队狭路相逢。他机敏灵活、行动迅捷，迅速隐蔽并成功掩护战友，摸清敌情，圆满达成目标。他后来感慨地说：日本兵训练有素，枪法极准，出枪迅疾，“三八大盖”端在胸前直接击发。若是短兵相接，日军常能抢先开枪，子弹打进体内才会炸开，创口很小。并不像如今某些影视剧描写的那般，打鬼子仿佛很幽默、很轻松。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著名的苏中战役打响。徐元有所在的新四军六纵队三支队奉命攻打江苏泰兴的军108师。那一仗打得天昏地暗、异常惨烈。自6月26日起，持续至7月中旬。他已记不清发起多少次冲锋，也数不清多少战友伤亡。他们有时甚至以战友遗体为掩体，与敌人血战。徐元有在战斗中身负重伤。
1948年11月，他在华东后备兵团一师四团三营十三连任排长，参加著名的淮海战役。曾随部队三渡大沙河，亲身经历了类似电影《南征北战》中的情节。
当时，军对华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华东部队在苏北取得七战七捷后，为诱敌深入、彻底歼敌，转移至沂蒙山区桃村待命。桃村门前有一条河，名叫大沙河。误以为撤退，调集三十万兵力三面合围，企图一举歼灭。事实上，许多战士对这次转移并不理解，甚至产生情绪，认为既然打了胜仗就应乘胜追击，为何反而后撤？这时，纵队首长前来做形势报告，解释说这不是撤退，而是诱敌、惑敌，是为准备大决战。徐元有清晰记得首长的讲话：“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我们很快就要南下，到时候大家都住上小洋楼，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首长的话打消了战士们的疑虑，士气大振。徐元有所在部队在此阻击敌人六个昼夜。突围后，他们反而从小路偷渡大沙河，切断了敌军退路，予敌沉重打击。此时，另一股敌军企图炸毁大沙河上游水坝以阻。情急之下，他们与游击队紧密配合，再度强渡大沙河，将敌人消灭。
20世纪70年代，电影《南征北战》上映，再次打开他记忆的闸门。他怀着特殊情感一次次观看这部影片，每到动情处便激动难抑，热泪盈眶甚至失声痛哭。他说，喜欢看这一部优秀的电影，是因为其中一些战斗场面就是他们的亲身经历，观看时仿佛重回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但又不忍多看，因为电影总会勾起失去战友的彻骨之痛。他说，那些牺牲的战友，有的在战前还一同吃饭住宿、有说有笑，可一场战役打完，很多人就再也没回来。
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曾多次担任重机枪手。他常向年轻人讲述那时的经历与感受，说轻机枪打不了多久枪管就会发热变形，丧失战斗力；而重机枪可持续射击时间长，威力更大。久经战阵的他，只要枪声一响，就能听出是多远距离、何种发射的。他还说，与敌人作战不仅要勇敢，更要沉着、灵活，才能既保存自己，又消灭敌人。比如，敌人炮弹打来时，若未被击中，应立即躲进之前的弹坑隐蔽——一般来说，下一发炮弹不太可能再落回同一位置。
1949年7月，他转业至淳安县公安局工作，担任支部书记。一报到，便立即投入新生政权剿匪、反霸、土改等工作。徐元有曾带领27名民警追剿至桐庐，于分水设伏，将东源港一带最大的土匪头子余满儿抓获。
1945年，徐元有在新四军华东第三野战军六总队三支队期间，曾在战斗中腿部负伤，于新四军第六纵队后方医院接受专业的治疗，不久后归队。
1946年7月，在那场著名的苏中战役中，徐元有所在部队奉命攻打泰兴城。激战中，一颗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他顿时失去知觉、昏迷不醒。恍惚之间，他似乎见到了已故的母亲。母亲缓缓走来，身影若隐若现，深情地望着他，拉住他的双手说：“乖妮啊（长辈对小孩的昵称），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快跟我回家吧！”母亲泪流满面，渐渐隐去、飘然而逝。
后来听老乡亲们说，是地方党组织组成的担架队在打扫战场时，从大量遗体中发现了他。见他尚有一丝气息，又身穿军服，便立即将他抬起，辗转一天一夜，最终送至华东后方第七医院。一路上，担架队颠簸穿行，突破敌人封锁、躲避敌机轰炸。徐元有当时头部血肉模糊，伤势极为严重。因失血过多不能直接进水，队员们就用树叶采集露水，不断湿润他的嘴唇。
抵达医院后，一位援华的苏联女性专家立即为他进行手术。术后渡过生命危险期时，这位专家带着翻译前来探望，告诉他：他的伤势很严重，属于颅骨骨折缺损，所幸他身体强壮且送医及时，脑膜也未完全破裂，才得以存活——这堪称是一个生命的奇迹。由于头顶部分颅骨被弹片削去，该处仅剩头皮覆盖，未能再生骨骼，因此用手触摸能够感到一块柔软凹陷，仿佛婴儿囟门未合、隐约可见头皮搏动。许多人都曾用手摸过他那处伤疤。
徐元有虽战胜了死神，但被评为一等甲级伤残。凭着钢铁般的意志，他在一段时间疗养后，再次投入新的战斗，直至1949年7月转业至淳安县公安局工作。
1950年，他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左口乡和平村。乡亲们倍感意外和惊讶：战乱近六年音讯全无，大家都以为他早已不在人世。甚至就在前不久的七月半，族人按习俗上坟祭祀时，还在商量该如何为他立牌位、烧纸钱。此刻，活生生的徐元有竟出现在眼前。亲人们奔走相告，父亲更是喜极而泣、老泪纵横。
淳安解放初期，残余势力与土匪虽已穷途末路，却仍在垂死挣扎、为害乡里。徐元有没有死，反而参加了，还在县公安局当了干部——这件事也被残匪打探到了。
1949年10月，白露秋寒，农民正忙于收割。淳安大土匪余满儿的残部为躲避追捕，逃至左口乡金紫尖山脚的芳桥村，藏匿数日后见似乎未被发觉，便径直扑向和平村，将徐元有家团团包围。土匪在他家四周架起机枪，不时一阵扫射，“突突突突”的枪声吓得村民心惊肉跳、如临末日，整个村子鸡飞狗跳，笼罩在恐怖之中。
土匪一边扬言要杀他家的猪、杀他家的人，一边在堂屋堆起柴火，威胁要烧毁房屋，限期三天，逼他父亲和哥哥交出徐元有，否则就要动手杀人放火。英雄的父亲大义凛然、从容镇定，与土匪周旋道：“元有出去六年，音信全无。我六年没见到儿子了，也不知他是死是活。正好我也想找他，你们帮我一起找吧！”土匪一时也无更好办法应对。
就在这时，和平村外放牛的孩子突然跑来说，看见山脚司姑庵附近的路上、河边有许多穿黄军装的人在走动。土匪一听大惊失色，情知不妙，猜测可能是剿匪部队来了。但他们自恃和平村地势高，以为一时半会儿追不上来，便跑到村外悬崖边探听虚实。一望之下，果然是剿匪队！他们赶忙架起一管台枪（一种土制火枪，形似炮，用药线引火发射），瞄准山下队伍，点燃药线，“轰”地一枪射去。放完一枪，便慌忙向村后山上逃窜。
闻声立即判断出土匪方位，迅速架起一门迫击炮。只听一声巨响，炮弹落在村边农田——此时农民因惧怕土匪早已躲入屋内不敢外出。一个搭斗（收割稻麦的农具）被炸得粉碎、飞得老高，稻田中也炸出一个大坑。土匪见状，吓得魂飞魄散，哇哇乱叫着没命地逃向村后树林。他们慌不择路，丢弃武器，狼狈不堪，再也顾不上要找徐元有了。就这样，徐元有的家庭和亲人才得以幸免于难。
徐元有于1945年10月14日在江苏靖江下关随新四军六纵队三支队三营六连申请入党，半年后被批准为正式党员。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他在革命道路上不断成长，对党的信仰坚定不移，对党的事业赤胆忠心。他常说，自被抓壮丁后便无家可归，是参加新四军才找到了家，真正走上了革命道路。尤其在苏中战役中，若不是领导的军队、地方组织和乡亲救护，他早已不在人世。“没有就没有我徐元有”，他的一切都是党给予的。为报答党的恩情，他时时以党员规定要求自己，在战场上冲锋在前、不怕牺牲，在工作中吃苦在先、不畏困难。
1952年抗美援朝期间，国家号召全国人民捐钱捐物，支援前线。徐元有迫切希望赴朝参战，但因是一等甲级残废军人，加之生活困难，既无法上前线，又无财物可捐。最后，他毅然将残废军人抚恤金全部捐出。他说：“我的命都是给的，这点抚恤金就捐给抗美援朝吧。”工作人员被他的精神感动，执意不收。几经争执，最终将他的抚恤金等级调整为二等丙级，相当于捐出了两级抚恤金。
1956年，全国刚解放不久，大批战犯须押送边疆改造。因南北地域差异，须配备特殊的比例的本地干部同行。党组织动员干部报名支援边疆，徐元有虽重伤在身、不在动员之列，却不顾残疾之躯，主动报名，携全家四口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一劳改监狱工作，带领战犯改造。1961年，在押战犯刑满，按政策称为“新生就业人员”，不得返回原籍，须安置落户并配备管理干部。此时徐元有本可返回淳安原单位，但他再次挺身而出，主动报名，带领这批人员转移至内蒙古劳改局下设哲里木盟金宝屯农场，与他们一同开荒定居。
“”时期，他含冤蒙难，家庭生活十分困难。1973年，徐元有从报纸上看到福建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求救，毛主席给他寄了300元钱的事，老徐也想去北京找老首长粟裕求助。但自己行动已经十分不便，也就作罢。于是，也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要求很简单，就是想调回淳安老家工作直至终老。他想淳安老家，没有北方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生存条件比较好一些。但是，他一想到自己是个员，想到毛主席日理万机的工作，最终也没有寄出。
1989年，徐元有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喃喃询问家人党费是否已交。妻子劝他：“老头子，你就好好养病吧。”他却突然情绪激动，冲着老伴喊道：“你这个死老太婆，你知道吗？三个月不交党费就算自动啊！”他将党看得至高无上，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徐元有可谓战斗一生、奉献一生、清贫一生：六年征战沙场，七年地方公安工作，二十六年农场生涯，为党和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然而，因历史与客观条件的限制，更因他自身的精神境界，他并未享受到与贡献相匹配的生活待遇，过早离世。其贡献与索取之间的反差实在太大，令人掩卷沉思，深感痛惜。
他生活一直十分艰苦，却从不叫苦，从不给组织添麻烦。1949年调至淳安县公安局工作时，没有工资，只有津贴。此后七年，他辗转淳安与安吉工作。虽条件艰苦，但身在南方家乡，地理气候较为适应，加上他乐观的性格，仍感满足。
1956年5月至1982年8月，整整26年，他带着重伤残疾后遗症的身体，在内蒙古农场工作生活。那里干燥严寒，与江南自然条件天差地别，一般人难以适应，更何况他是一等甲级伤残。虽身为干部，他却与服刑人员一样从事体力劳动。家中有六个年幼子女正待哺育，微薄的薪水难以维持家庭正常生活。加之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和“”的冲击，使他雪上加霜。在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里，他经历了常人很难来想象、言语难以形容的苦难。以野菜充饥、因饥饿昏倒已是常事。自然灾害与人为困境一次次摧残他的身心，最终，那位曾经身强力壮、能跑能扛、英勇善战的徐元有倒下了。
1982年，他从农场离休返回家乡淳安时，身体极度虚弱，生活已无法自理，全靠药物维持生命。然而异地离休又带来新的困难：工资须由原单位发放，流程十分不便——在那个年代，微薄的工资须从遥远的内蒙古寄至淳安，过程漫长；医疗费须先自行垫付，再凭发票回原单位报销。他子女多、负担重，生活本就艰难，根本无力垫付药费，只能四处借钱支付医疗费。之后家人还须自筹路费赴内蒙古报销，这极度影响了其治疗。他的健康情况日益恶化，1986年后便长期卧床，因无法仰卧，胯部两侧皮肤长期摩擦破损，血肉模糊，令人不忍直视。尽管情况如此，他仍无力承担住院费用，只能在家中病榻上，熬至生命之火熄灭。
1989年12月31日，被家乡父老交口称赞的一代传奇英雄徐元有病逝，享年66岁。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